张礼艳 吕蔷丨从青铜器年代看“■京”的变迁

摘要：从记载“京”和“”的青铜器年代变化来看，西周中期后段开始青铜器铭文中对其称呼方式从“京”变成“”，京的功能由周王频繁举行重要活动的政治、文教以及游乐的多功能中心转变成周王偶尔举行政治活动之处，西周晚期只是作为地名出现。西周中期后段至西周晚期提到“”的青铜器铭文内容不再出现周王习射、泛舟、渔猎等受周边水系、环境制约的活动，可能与京范围内水系、气候环境的变化有关。

自清代以来，学者们便注意到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的“京”和“”，周王很多重要的活动在“京”举行，表明“京”在西周时期王室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以往对于“京”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京”的位置及其与丰、镐、周原的关系。综观学界对于“京”位置的讨论，概括起来有以下六种观点：第一种以黄盛璋为代表，认为京是丰地的扩大[1]；第二种以刘雨为代表，认为京在镐京之旁[2]，杜勇认为京在镐京南郊[3]，张懋镕、宗德生认为镐京即宗周，京不是镐京[4]；第三种以陈云鸾、周宏伟为代表，认为京就是镐京[5]；第四种认为京位于岐周附近，以李仲操、卢连成、罗西章为代表[6]；第五种认为京即秦之“阿房”，以王辉、王玉哲为代表[7]；第六种认为京地处丰邑，以邵英为代表[8]，笔者以往从考古资料出发，也提出京位于丰邑[9]。杜勇先生根据吴虎鼎铭文中吴虎授地南疆在毕郢或曰毕原，西疆在姜，毕原在今长安区韦曲镇一带，提出吴虎授地在毕原的北面，则吴虎授地的西疆姜大致方位应在毕原西侧偏北的区域[10]。丰镐地区恰好位于这一区域范围内，在丰、镐一带寻找“京”，方向大致不误，只是据吴虎鼎铭文尚不能将“京”确指为丰、镐范围内的某个具体区域。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青铜器铭文提到“”时，有时称“京”，有时只称“”。将铭文内容与据器形和纹饰判定的青铜器年代相结合，分析比对提到“京”和“”的西周青铜器年代，会发现不同的称呼方式在年代早晚上有规律。随着对“”称呼方式的变化，该地举行的活动内容及其反映的“京”功能也发生过变迁。本文尝试在以往研究基础上，从提到“京”或“”的西周青铜器年代出发，探讨西周时期“京”功能的变迁，以期为进一步厘清“京”位置提供线索和佐证。一、铭文内容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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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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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周青铜器年代以往研究在探讨与“京”有关的问题时，往往将“京”和“”放在一起讨论，未能注意到这种称呼方式的不同在年代上的变化。铭文内容本身涉及的年代信息虽有限，然而铭刻铭文的青铜器根据器形和纹饰是可以判定出年代的，如此便可以分析比对提到“京”和“”的西周青铜器在年代上的差别。传世或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内容中提到“京”或“”的主要有麦方尊、小臣传簋、奢簋、士上（臣辰）卣（2件）、士上（臣辰）盉、士上（臣辰）尊、王盂、小臣静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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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鼎（3件）、伯唐父鼎、井鼎、寓鼎、静卣、静簋、伯姜鼎、鲜簋（盘）、遹簋、老簋、史懋壶盖、戒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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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弭叔师察簋（2件）、楚簋（甲乙丙丁共4件）、六年琱生（召伯虎）簋、吴虎鼎、叔父鼎、卯簋盖，共计27例铭文，34件青铜器。上述提到“京”或“”的青铜器从器形、纹饰、共出器物上看，年代早晚存在变化。根据对地称呼的不同，这些青铜器可以分为“京”时期和“”时期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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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时期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称“京”的有麦方尊、小臣传簋、奢簋、士上（臣辰）卣（2件），士上（臣辰）盉、士上（臣辰）尊、王盂、小臣静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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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鼎（3件）、伯唐父鼎、井鼎、寓鼎、静卣、静簋、伯姜鼎、鲜簋（盘）、遹簋、老簋、史懋壶盖，共计19例铭文、22件青铜器。上述青铜器中，考古发掘出土的或传为出土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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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鼎（3件）、伯唐父鼎、伯姜鼎、王盂底部、士上（臣辰）诸器（士上卣2件，士上盉、士上尊），共计7例铭文、10件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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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鼎共3件，1981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花园村M15（2件）和M17（1件）[11]，铭文中提到“王才（在）京”。三件铜鼎形制、花纹和铭文内容完全相同，长方体，立耳折沿，四柱足，器体四隅和中线有扉棱，腹部饰乳钉纹和勾连雷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兽面纹。长安花园村M17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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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鼎共出的器物有同样提到“京”的伯姜鼎、陶簋、陶罐，从陶簋和陶罐形制上看，墓葬年代为西周中期早段[12]，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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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鼎的器形和纹饰特征要早一些，定为西周早期为宜（图一，1）。伯姜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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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鼎共出于陕西长安花园村M17[13]，铭文中提到“王才（在）京湿宫”。该器敛口，垂腹，双立耳，三柱足，颈部饰一道弦纹，年代为西周中期前段（图一，7）。伯唐父鼎出土于陕西长安张家坡M183[14]，口呈桃形，敛口，腹微鼓，附耳，圜底三柱足，颈饰弦纹。张家坡M183同时出土了陶鬲，从形态特征上看年代为西周早期偏晚阶段[15]，伯唐父鼎的年代也大致为西周早期偏晚（图一，6）。王盂底部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镇庄白村刘家组[16]，铭文中提到“王作京中寝浸盂”。器物残存底部，底内凹，圈足饰云雷纹组成的兽面纹，从纹饰上看，年代为西周早期（图一，2）。士上（臣辰）诸器（士上卣2件、士上盉、士上尊）传1929年出土于河南洛阳马坡[17]。4件器物的铭文内容基本相同，均提到“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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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年”。士上卣横截面呈椭圆形，颈两侧有环钮，套接羊头扁提梁，圈状捉手，通体四道扉棱，盖沿和器口饰夔纹，盖和腹饰象纹，圈足饰蛇纹（图一，4）。士上盉口微侈，高颈，分裆，四柱足，管状流，颈、盖、腹均饰兽面纹（图一，5）。士上尊为大敞口三段式，通体四道扉棱，颈饰仰叶纹，腹和圈足饰兽面纹（图一，3）。从士上诸器的器形和纹饰上看，其年代可判定为西周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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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铭文中提到“ 京”的出土青铜器

传世西周青铜器中[18]，铭文中提到“京”的有井鼎、寓鼎、麦方尊、静簋、鲜簋、遹簋、老簋、小臣传簋、奢簋、小臣静卣、静卣、史懋壶盖。井鼎铭文中提到“王才（在）京”。该器敛口，垂腹，双立耳，三柱足，颈部饰一道弦纹。从形态上看与长安花园村M17出土的伯姜鼎相近，年代为西周中期前段（图二，1）。寓鼎铭文中提到“王才（在）京”。该器敛口垂腹，双附耳，底部近平，三柱足较细，口下饰一周分尾鸟纹，从器形和纹饰上看，年代为西周中期前段（图二，2）。麦方尊又称麦尊、作册麦方尊，铭文中提到“（會）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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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口、颈呈圆形，腹和圈足呈方形，颈部有四道扉棱，饰叶纹和鸟纹，腹和圈足的四角和中线均有扉棱，饰凤鸟纹，从器形和纹饰特点看，年代为西周早期（图二，3）。老簋铭文中提到“王才（在）京”。侈口方唇，束颈鼓腹，圈足下连铸方座，颈部有一对贯耳，一对附耳，方座四面各有六个长方形孔，颈、腹、方座均饰直棱纹，从器形和纹饰看，年代为西周中期前段（图二，4）。静簋铭文中提到“王才（在）京”。该器侈口束颈，垂腹，双耳下有垂珥，圈足外侈，颈饰夔纹和浮雕牺首，腹饰垂冠回首大鸟纹，从器形和纹饰看，年代为西周中期前段（图二，5）。鲜簋又称鲜盘，铭文中提到“王才（在）京”。该器侈口束颈，鼓腹，圈足，耳下有垂珥，腹饰垂冠回首夔龙纹，腹部前后有扉棱，圈足有四道扉棱，从器形和纹饰看，年代为西周中期前段（图二，6）。遹簋铭文中提到“穆穆王才（在）京”。该器敛口鼓腹，圈足下连铸三个柱足，双兽耳衔环，腹饰瓦纹，器形和纹饰与甘肃灵台西岭M1:2相近。甘肃灵台西岭M1中出土的铜鼎、銮铃均不晚于西周中期[19]，遹簋铭文中提到“穆王”，年代为西周中期前段（图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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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铭文中提到“ 京”的传世青铜器

其余提到“京”的传世青铜器，仅存铭文著录，未发表器物图片，器形和纹饰不清楚。小臣传簋又称师田父敦，年代为西周早期，据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著录铭文中提到“王才（在）京”；奢簋年代为西周早期，铭文中提到“才（在）京”；小臣静卣又称小臣静簋，年代为西周早期，铭文中提到“王宛（馆）京”；静卣年代为西周中期前段，铭文中提到“王才（在）京”；史懋壶盖年代为西周中期，铭文中提到“王才（在）京湿宫”。总的来看，西周青铜器中凡铭文中提到“京”的，年代均集中在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前段，这个阶段可以称为“京”时期。（二）第二阶段：西周中期后段至西周晚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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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称“”的有弭叔师察簋（2件）、楚簋（甲乙丙丁共4件）、吴虎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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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卯簋盖、六年琱生（召伯虎）簋、叔父鼎、戒鬲，共计8例铭文，12件青铜器。其中弭叔师察簋（2件）、楚簋（甲乙丙丁共4件）、吴虎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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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为发掘出土品，卯簋盖、六年琱生（召伯虎）簋、戒鬲为传世品，叔父鼎未发表器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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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铭文中提到“ ”的出土和传世青铜器

弭叔师察簋（2件）1959年出土于陕西蓝田县寺坡村[20]，铭文中提到“王在”。器形为敛口鼓腹，兽首形耳，耳下有垂珥、矮圈足下有三个蹄足，盖上有圆形捉手，盖沿、口下和圈足饰窃曲纹，其他部位饰瓦纹。从器形上看，这两件铜簋相当于任雪莉在《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簋卷）》中划分的丙CbII式，典型标本有執其簋、元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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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谏簋等[21]，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晚（图三，1）。楚簋（共4件）1978年出土于陕西武功县苏坊公社任北村西周铜器窖藏[22]。四件铜簋器形、纹饰及铭文基本相同，铭文中提到“司鄙官”。器形为敛口鼓腹，兽首衔环耳，圈足下有三个小足，盖沿、口下和圈足各饰一周窃曲纹，盖和腹部饰瓦纹，从器形和纹饰看，年代为西周中期后段（图三，2）。吴虎鼎1992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申店乡徐家寨[23]，铭文中提到“姜”。半球形腹，口上有立耳，三蹄足，口沿下饰变形兽体纹，从器形和纹饰看，年代为西周晚期（图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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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1975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董家村1号铜器窖藏[24]，铭文中提到“王才（在）二（上）宫”。该器宽流直口，虎头平盖，曲舌兽首鋬，四足做成羊蹄形，口沿下饰窃曲纹和一道弦纹，从器形和纹饰上看，年代为西周中期后段（图三，5）。六年琱生（召伯虎）簋铭文中提到“王才（在）”。侈口浅腹，高圈足，凤首形双耳，腹及圈足前后两侧有扉棱，饰兽面纹。关于琱生三器的年代，学界曾有不同意见[25]，吴镇烽先生在《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中将其年代定为西周晚期，本文认为综合以往学者对该器年代的判定以及该器的器形和纹饰特点，将其年代定为西周中期偏晚为宜（图三，6）。卯簋盖铭文中提到“人”。盖面隆起，上有圈状捉手，盖饰分尾鸟纹，从纹饰上看，年代为西周中期（图三，7）。戒鬲铭文中提到“戒作官”。侈口束颈，双立耳，圆肩分裆，三足下端呈圆柱状，颈饰一道弦纹，从器形上看，年代为西周早期（图三，4）。叔父鼎未发表器物图片，器形和纹饰不清楚，据《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著录，铭文中提到“叔父作尊鼎”，叔父鼎年代为西周晚期。上述铭文称“”的西周青铜器中，除戒鬲以外，其余青铜器年代均集中在西周中期后段至西周晚期，这个阶段可以看作称“”时期。戒鬲比较特殊，铭文中称“官”，年代在西周早期。结合西周早期高卣盖中“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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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的语义（高卣盖铭文提到“旁”，与“”字相比，四周不带草，后面未接“京”字。图四），似乎反映出西周初年刚开始在“”地举行活动的情形，当时尚未称“京”，或许宫殿类建筑尚未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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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高卣盖及铭文

二、铭文内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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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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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随着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对“京”的称呼转变成“”，从铭文内容上看，周王在“”地的活动内容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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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时期的活动内容“京”时期的铭文中，提到“京”时，除省略主语的奢簋和士上诸器，其余均是王在“京”的活动（详见表一）。

表一　“京”时期的铭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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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铭文内容看，周王在“京”的活动内容多样，主要包括祭祀，乘舟，为大礼，射猎（习射）、渔猎、赏赐、布政等。西周中期前段与西周早期相比，在活动内容上未发生明显变化（详见表一）。（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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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活动内容称“”时期的铭文中提到“”时，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周王在“”举行活动，另一种只是将“”作为地名使用。这两种情况从西周中期后段到西周晚期也有变化的过程：西周中期后段两种情况并存，有3例是周王在“”举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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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弭叔师察簋、六年琱生簋），2例是地名（楚簋、卯簋盖）；到了西周晚期，未见到周王在“”举行活动，只有2件青铜器铭文中提到“”（吴虎鼎、叔父鼎），都是作为地名出现的（详见表二）。从铭文内容看，西周中期后段周王在“”举行活动的次数相对减少，活动内容包括司法、册命、赏赐、告政，而且这些活动内容出现的频次均为1次。西周中期后段与上个阶段“京”时期周王的活动内容相比，种类和频次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京”时期多次出现的祭祀、射猎、渔猎、乘舟等活动，到西周中期后段已不再出现（详见表二）。

表二　称“”时期的铭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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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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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功能的变迁及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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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地望的启示杜勇先生综合所有提到“京”和“”的青铜器铭文资料，将其功能总结概括为行政中心（举行的活动有祭祀、布政、司法、颁赏等）、文化教育中心、王家游乐中心[26]。根据本文前论，由于西周时期对“京”的称呼发生过变化，周王在“京”举行的活动内容也相应发生过变化，对于“京”功能的认识也应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去看待。在西周早期至中期前段的“京”时期，青铜器铭文内容记录的全部都是周王在“京”举行的活动，活动内容可以囊括前面杜勇先生总结的三种功能，此时的“京”既是行政中心、文化教育中心，又是王家游乐中心（详见表一）。而到了西周中期后段至晚期的称“”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时提及“”的铭文数量变少（7例），言及周王在“”举行活动的铭文仅有3例，活动内容为赏赐、司法和布政（弭叔师察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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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六年琱生簋）。另外4例提到“”的青铜器，铭文中没有周王在“”的活动，“”似乎只是作为地名出现（卯簋盖、楚簋、吴虎鼎、叔父鼎）（见表二）。此时“”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已经不是王室举行各类活动的多功能中心。以往研究在讨论“京”或“”的功能时，往往未将“京”和“”区分看待，也未能注意“”地在西周时期随着称呼方式的变化，功能上也发生了变迁。随着称呼的变化，“”的功能也由周王频繁举行重要活动的政治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王家游乐中心的多功能中心转变成周王偶尔举行政治活动的地方，到西周晚期时衰落，只是作为地名出现。从字面上看，青铜器铭文中对地的称呼从“京”到“”的变化，关键在于后面是否接“京”字。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京”字，京有高丘或高丘宫观之义[27]。西周早期至中期前段将地称“京”时，其内有宫殿建筑，且绝大多数与周王活动有关，这些宫殿建筑被用作周王祭祀、布政、颁赏等活动的场所。到了西周中期后段，当地不再称“京”时，周王也很少在该地举行活动。究竟是周王对地内宫殿建筑的主观弃用导致了“京”的衰落，还是地内宫殿建筑本身的客观损坏或周边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周王活动中心的转移？不管怎样，“京”从西周中期后段开始，功能上的确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既然导致了对称呼方式的变化，其或多或少会与其内宫殿类建筑的使用和废弃有关。在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前段青铜器铭文中，麦方尊提到“辟雍”，王盂提到“中寝”，伯姜鼎提到“湿宫”，静簋提到“学宫”，西周中期的史懋壶盖提到“湿宫”。从这些铭文内容看，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前段“京”内是有宫殿建筑的。在西周中期后段提到“”的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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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弭叔师察簋、楚簋、六年琱生簋）青铜器铭文中，有3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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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弭叔师察簋、六年琱生簋）中提到王在“”，其中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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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提到“上宫”，1例（弭叔师察簋）提到王“各（格）于大（太）室”，说明周王偶尔在地举行活动，而且此时仍有宫殿建筑。西周晚期提到“”的2例（吴虎鼎、叔父鼎）青铜器铭文中，“”是作为地名出现的，未提及宫殿建筑。值得注意的是，与西周早期至中期前段相比，西周中期后段至晚期提到“”的青铜器铭文内容最明显的变化是，不再出现周王的习射、泛舟、渔猎等活动，而习射、泛舟和渔猎恰恰都是受周边水系、环境制约的活动。巧合的是，丰京地区近年来的考古工作表明，丰京地区的水系最迟在西周晚期确实发生过明显的变迁。2013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沣西工作队在曹寨南至大原村西钻探出一条人工河道，河道总长度约2600米，总体走向为东南—西北方向，东引自沣河，西连灵沼河。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物，确定该河道形成年代当在西周晚期以前，西周晚期开始出现断流现象，以致逐渐废弃[28]。2012年至2013年，沣西工作队在曹寨村北钻探出一片水面，水面最长约384米，最宽约261米，面积约63500平方米，东部有一条长约75米，宽约4～10米水道与沣河相连。曹寨水面是丰京遗址内一处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西周时期人工水面，水道和水面均开口于西周晚期地层下，说明水面和水道最迟西周晚期已经被废弃[29]。虽然我们不能仅据“京”到“”称呼的变化及功能的变迁与丰京范围内水系变化的巧合，来推定“京”在丰京范围内，但这种巧合如果恰如实际，则为“京”功能的变迁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随着“京”范围内水系、环境的变化，不再具备继续举行习射、泛舟、渔猎等独特的功能后，周王的政治活动也失去了专门在“京”内宫殿举行的必要，“京”的重要性逐渐降低，西周中期后段开始便不再称为“京”，西周晚期时只是作为地名出现。结合西周时期的气候环境情况看，京功能的变迁受到了西周中后期气候环境影响的可能性很大。从传世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西周早期气候相对温湿，森林植被状况、水利资源良好，动物种类多样。到昭王时期开始出现降温，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干旱，干旱气候一直延续到宣王、幽王时期，前后持续一百余年[30]。《诗经·小雅·谷风》载“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国语·周语上》提到幽王二年“三川竭，岐山崩”，《今本竹书纪年》载（厉王）“二十二年，大旱”“二十三年，大旱”“二十四年，大旱”“二十五年，大旱”“二十六年，大旱”。环境研究的结果也表明，西周后期气候变冷，植被发生变化[31]。西周中后期干冷的气候环境极有可能使得京一带水系、植被、动物种类发生变化，不再适合举行习射、泛舟、渔猎等活动，逐渐衰落。四、结论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京”和“”不仅是字面上的区别，更是年代上的变化，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对其称呼方式经历了从“京”到“”的变化。从西周中期后段开始，随着对“”称呼方式的变化，在“”地举行的活动内容也发生了变化，“”的功能由周王频繁举行重要活动的政治、文化教育、王家游乐的多功能中心转变成周王偶尔举行政治活动的地方，西周晚期只是作为地名出现。从“京”到“”的变化可能与西周中后期持续干冷的气候环境变化有关。西周中期后段开始，随着京范围内水系、气候环境的变化，不再具备继续举行习射、泛舟、渔猎等独特的功能后，周王的政治活动也失去了专门在京内宫殿举行的必要，京的重要性逐渐降低。附记：本文成稿于2019年，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考古学视角下西周都城的社会结构研究”（项目编号17BKG017）中期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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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盛璋：《关于金文中的“京（）、丰、邦”问题的辨证》，《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期。[2]刘雨：《金文京考》，《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3]杜勇：《〈诗经·六月〉与金文京的地理问题》，《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4]张懋镕：《镐京新考》，《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期；宗德生：《〈西周京新考〉质疑》，《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期。[5]周宏伟：《西周都城诸问题试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1辑；陈云鸾：《西周京新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期。[6]李仲操：《京考》，《人文杂志》1983年第5期；卢连成：《西周金文所见京及相关都邑讨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辑；罗西章：《西周王盂考——兼论京地望》，《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1期。[7]王辉：《金文“京”即秦之“阿房”说》，《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王玉哲：《西周京地望的再探讨》，《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8]邵英：《宗周、镐京与京》，《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9]张礼艳：《金文京的考古学考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10]同[3]。[11]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周镐京附近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期。[12]张礼艳：《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3]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周镐京附近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期。[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15]同[12]。[16]罗西章：《西周王盂考——兼论京地望》，《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1期。[17]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8]下文中提到的青铜器，如未另外注明，均引自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9]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灵台县文化馆：《甘肃灵台两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20]段绍嘉：《陕西蓝田县出土弭叔等彝器简介》，《文物》1960年第3期。[21]任雪莉：《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簋卷）》，科学出版社，2016年。[22]卢连成、罗英杰：《陕西武功县出土楚簋诸器》，《考古》1981年第3期。[23]《考古与文物》编辑部：《吴虎鼎铭座谈纪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3期。[24]岐山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等：《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5期。[25]参看金东雪：《琱生三器铭文集释》，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4月。[26]同[3]。[27]同[3]。[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周秦都城遗址保护管理中心编著：《丰镐考古八十年》，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6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西安市长安区丰京遗址水系遗存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8年第2期。[29]同[28]。[30]张强：《生态环境对西周历史进程影响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第57～72页。[31]孙爱芝等：《13kaBP以来黄土高原西部的植被与环境演化》，《地理学报》2008年第3期；黄春长：《渭河流域先周—西周时代环境和水土资源退化及其社会影响》，《第四纪研究》2003年第4期。作者：张礼艳　吕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文刊于：《江汉考古》 2023年 第6期，文章标题“■”字为“”字

责编：昭晣　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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